中新社乌鲁木齐7月11日电题：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？

——专访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

作者史玉江

丝绸之路绵延万里，连接中原与西域。这条文明古道上 ，马曾是重要交通工具
，更是贯穿千年的文化符号 。马在中国古典诗词里，已发展成为中华文脉中永恒的精神图腾
。

为何说涉马边塞诗词有效催动西域(今新疆等地)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？中新社“东西问”就此专访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 、副教授郭中华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记者：马与古代诗词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？

郭中华：中国的马文化源远流长 ，亲密的人马关系是其重要特质 。历朝历代，上至帝王将相
、下至黎民百姓
，爱马、养马者甚众。

这种情况下，马自然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歌唱的对象
。从先秦《诗经》中的“陟彼高冈 ，我马玄黄 ”
，到唐诗中的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
” ，再到宋词中的“马作的卢飞快
，弓如霹雳弦惊”，又到元曲中的“古道西风瘦马 ”……马 ，始终是穿梭于文学艺术长廊中的重要意象。

马在文人笔下
，早已超越坐骑与交通工具的意义，是精神图腾 、情感载体、人生镜像；是承载着时代脉搏与文人旨趣的复合文化符号；是连接诗人与时代
、个人与家国的文化纽带 。

中新社记者：为何说涉马边塞诗词有效催动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？

郭中华：其一 ，历代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形象构建与传播的重要窗口
。

张骞通西域
，丝绸之路正式开通，东西交往的大门由此敞开 ，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关联也就此开启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《汉书·西域传》皆有“西域出良马
”的记载 。大宛“天马”更成为西汉诗赋咏叹的对象，汉武帝作《天马歌》《西极天马歌》等诗歌
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“天授神物 ”，赋予其政治及文化的象征意义
。此类作品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正统叙事体系。

魏晋以降 ，民族迁徙频繁
，西域与中原的政治、经济 、文化联系始终持续 。前凉于高昌设郡，中原制度西渐 ，同时西域胡马持续输入中原
，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
。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进一步发展。曹植《白马篇》“白马饰金羁，连翩西北驰
” ，张华《壮士篇》“乘我大宛马
，抚我繁弱弓”等诗句，虽为泛写 ，但“大宛马 ”“西北驰
”地理指向明确
，暗含在西域方向的军事想象 。

时至唐代，涉马边塞文学创作达到鼎盛期
。这一方面得益于唐在西域设安西
、北庭都护府 ，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；另一方面，以岑参、高适 、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历西域
，重置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记忆。尤其是岑参，两次亲身戎旅
、深入西域腹地 ，创作大量西域边塞诗作
，为后人树立边塞书写的典范 。他诗中的“胡地苜蓿美，轮台征马肥”“马疾过飞鸟 ，天穷超夕阳 ”“平沙向旅馆
，匹马随飞鸿。孤城倚大碛，海气迎边空”等 ，都写的是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物
。

唐以后
，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不绝如缕。宋代的汪元量、陆游，元代的耶律楚材 、丘处机 ，明代的陈诚
、吴伟业
，清代的蒋平阶、纪昀等，皆创作了数量不菲的边塞之作 。

在这些涉马边塞之作中 ，马不仅是物质载体，也展现作者对西域边疆的刻画与情感透射
，更成为“帝国威德远播
”的文学象征
。诗人们以西域为背景，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与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；西域的马种 、乐舞与军事实践 ，则为诗歌创作提供现实素材与艺术灵感
，形成“现实—象征—审美”三位一体的涉马文学体系。在这一文学书写体系中，一个自然风光辽阔苍茫
、雄奇壮丽 ，人文风情迥异中原、异彩纷呈的西域形象
，也被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。

其二，从历史进程来看 ，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
。

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与传播
，西域乐舞如龟兹乐 、疏勒乐，与马相关的军乐、鼓角之音等 ，以诗歌为媒介传入中原音乐体系
，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新的艺术源泉。宋人沈辽《龟兹舞》诗说：“龟兹舞，龟兹舞 ，始自汉时入乐府 。 ”唐代十部乐中，有五部来自西域
。诗歌与胡乐结合
，使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，更具有表演性与仪式感 ，推动西域乐舞文化在军中与民间广泛传播
，以至于形成长安“胡风
”盛行的境况。与之相应，西域的各类习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。

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 ，中原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
。尼雅和楼兰两地曾出土大量汉文木简
，吐鲁番出土大量晋唐时期的文书，库车附近出土大量汉文典籍 ，均为有力例证。西域汉语和“胡语”形成通用态势
，在西域各民族中，精通汉语者甚多 。魏晋以后 ，西域民众研习汉文化蔚然成风。《新唐书》载：哥舒翰“好读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汉书》 ”
。岑参有“花门将军善胡歌
，叶河藩王能汉语
”的诗句，耶律楚材亦说“素袖佳人学汉舞 ，碧髯官妓拨胡琴”。元代更是产生大批文化修养颇高的西域作家，如贯云石
、萨都剌等
，且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，如高昌偰氏文学家族、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 。

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 ，还促进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
。在交通运输 、生产贸易
、民俗娱乐等领域
，无不充满马的身影。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趋繁荣 。中国三大英雄史诗，均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渊源
。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 、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 ，马同样穿梭其中。

中新社记者：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中
，马这一文学意象，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？

郭中华：由历代涉马边塞诗词可以看出 ，马这一文学意象承载的文化内涵
，有一个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 。马在不同时期
、不同地域及不同民族中，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
。尤其是马背民族 ，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丰厚。而这些文化质素
，通过涉马边塞诗词进行交流和融汇，不断开拓着文人的想象空间 。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 ，不仅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，更体现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
，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有力佐证
。

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，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 ，已超越单一族群
，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、现实与理想 、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。它凝结着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之志，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 ，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
、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
，映现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，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 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：

郭中华 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；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(在站)；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、副教授。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 、道教文学与文化
。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
，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，出版《金元全真诗词研究》《金元全真文学研究》学术专著2部。在《文艺评论》《民族文学研究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。